她站在蒙蒙的雾中，她看见何永洲来了，但睑上的表情却如此陌生，像完全不认识她似地。她向前一步，突然，一阵刀光剑影，她腹部好痛，血把城堡都梁红了。不对啊！她割的是双腕，怎么会痛到肚子上呢？
她微微睁开眼，觉得身体在飞，耳旁鸣着救护车的声音，她无力地问：“永洲呢？”
雾中只传来阵阵的哀嚎，“雁屏，你过讨债儿呀！早知如此，你两岁脑震荡时，我就不救你了…
之后地陷入了完全的黑暗。
然后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又醒来。不！应该还是梦，那是在一片草地上，好绿好绿，她还可以听见大海的潮汐声。
有人将她放在一个挖好的长方形洞中，她身上没有任何痛楚，反倒有一种解脱后的舒适。有人在哭，类似某种久远的有调，伴着风笛及幽幽的古琴……
是谁呢？她看到许多黑，黑衣和黑发。一张胜俯下来，那人有着惊人的美貌，对方问：“你不要什么？”
“我的歌声。我太悲伤，不要再唱歌了。”
“你要什么？”对方又问。
她想到雁子，轻轻说：“大雁。它们会传信，可以将讯息传得很远很远，比生命还远，比死亡还远。”
她的身体积起来，也如大雁般飞翔，飞过高山大海，穿过云端，仍继续向上飞。
她是不是死了？当然罗！死了才能无限制地飞呀！只是好奇怪，她并没有摸到翅膀。
更远处，由宇宙的最深层传来一段极美的歌声，似曾相识，痛至灵魂的。
生命如何？生命如河——
未曾开始，也未曾结束
时空皆有其去处
终会再相交
作由梦中的生命苏醒
又回到生命的梦中
跟我来，思想自见分晓……
第六章
期末考刚过，学生全跑光光，校园成了一座空城，楼与楼孤独地对视，树与树寂寞地交谈，沙沙沙
何永洲将一份“DNA 鉴别技术”的投影片夹表放好，他博士班的美国同学华特在门口探头说：“你还不走吗？待会儿实验室要全面进入维修，所有的机器都要关闭，什么事都不能做了。”
“我马上就走。”何永洲说。
“你要回台湾度假吗？”华特礼貌地问。
“暂时不，我暑假还有两个计划要完成。”何永洲说。
“哦！老兄，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！”华特笑着说。
“我这人是天生劳碌命，一向选择辛苦的路。”何永洲也开玩笑地回答。
华特离开以后，实验室更安静。何永洲位在整栋楼的一个小房间内，感觉更像一只藏匿的老鼠。
老鼠……他曾经用来辱骂雁屏的词句，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他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，收回那一夜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但，一切似乎都太迟了。
十个月前，雁屏在医院里经紧急输血，才救回了一条性命，医生说她非常虚弱，谢绝会客，以后也不曾露面，除了那一封在各报章杂志转载的情之外，没有人再见过她。
仿佛变魔术般，她就在紧迫盯人的媒体面前消失了！
而何永洲在家人的严格监控下，更不可能亲自去打听雁屏，他想见她想疯了，但更担心的是，程子风对女儿如此公开的“背叛”，会有什么反应？
她的失踪到底是好，还是坏呢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，唯一还能教他感兴趣的，是彻底挖掘出北门堂所有暗藏的罪状。
让程子风保持“忙碌”，他就不会有时间去对付跟他唱反调的女儿。
这期间，因展屏以生命所做的澄清，市长、法务部及调查局又重新过他加人反毒工作，学校也叫他回去上课，“政坛明星”的光环又顶在他的头上。
但就好像一个曾经溺水的人，再回到岸上，总有一种人世无常之感，何况其中还有雁屏，让他看透、参透，对头衔、权势及前途，不再如往日那般眷恋。
就在他南北努力的搜集程子风的罪证，准备将他逮捕起诉时，他却因为例债风波，携带了两亿台币潜逃出境，不知所综。
一罪暴露，百罪齐发，北门堂内部包含了暴力围标、偷工减料、劳资纠纷、勒索贿赂、走私贩毒、地下钱庄……等问题。程子风的几个女儿女婿及一千亲友，不是人了狱，就是受到各方人员的监管。
他何永洲是获得最后的胜利了。但看者曾奉雁屏为公主的北门堂瓦解，就仿佛是他亲手一砖砖拆毁地的城堡，内心老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矛盾与悲哀。
她在哪里呢？身上的伤好了吗？心头的病还在吗？她是否有遮风避雨的地方？她的日子是否温饱呢？
在办案的过程中，何永洲屡次通问雁屏的几个姐姐，但她们的回答都差不多：“雁屏从小就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和她不亲也不热，不知道她的下落。”
那个偷拍照的程玉屏则说：“我唯一能告诉你的，就是她不在台湾了。”
何永洲曾拜托他的好友，出自警察世家，却在建筑及航海业闯出一番名号的岳海粟，帮他往基层深入打探，得到的消息也只是：“她还活着，除了台湾，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落脚。”
暖，还真幽默！何永洲苦笑地想着。他第一次发现雁屏的孤独，连个可联系的亲友都没有，当她走时，就如气泡般蒸发消失掉，而这些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
在台北的人群中，他真有满腔的苦说不出来，有时他好想大声喊：雁屏那封信中说和我没有恋情，是错的！她爱我，我也爱她，我们在禁忌中苦苦相恋！
可他太怯弱，在知道她的身分局，便立刻将她推开，怕沾染了自己的好家世、好名誉，甚至还虚伪做作地和她谈“永恒的道别”。天呼！他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该死的狼！
一直到雁屏连生命都差点赔上了，他仍没有勇气承认。所以，反毒工作告一段落，在论功行赏之际，他就告别辉煌的政治生涯，独自负发到遥远的纽约去念鉴定科学的博士学位。
这个决定，名为进修，实际上是自我的流放，是一种惩罚、一种逃避，也是一种追寻。
”何水洲叹一口气，收拾好东西，正要离开，电话铃声便响起，那一头有人用英文说：“‘我可以和丹尼何说话吗？”
丹尼是何永洲的英文名字，他说：“我就是。”
对方立刻改用中文，“永洲，我是小叔叔，从矽谷打来的。”
“哦！小叔叔，有什么事吗？’何永洲问。
“岳海粟刚才打电话到我这儿，说有紧急事件要迅速和你联络。”何舜浩说：“他留了一个号码，你现在打去，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他。”
岳海粟？莫非是雁屏的事？何永洲兴奋地抄下电话。
“永洲，”何舜浩又说，“你暑假不回台湾，总不会连西岸也不来看看吧？”
“我恐怕走不开。”何永洲说。
“天底下没有走不开的事。”何舜浩顿一下文说：“你爸妈对你这次的‘进修’很不高兴，我是不予置评啦！不过，我期待我们何家能出第二个部长，甚至院长喔！”
“那我就更该‘进修’了，不是吗？因为博士是部长及院长的必备条件。”何永洲打哈哈地说。
“你在哈佛读的就是‘法学博士’，不需要再修一个什么科学博士吧？”何舜浩说。
“多多益善嘛！”何永洲笑笑回答。